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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愿景下尤应重视引导行为节能

2021-04-14 来源:《中国能源报》( 2021年04月12日 第28 版)


能源的使用程度最终还是由消费者个人的行为所决定,因此,引导个人能源消费行为向低碳化发展至关重要。要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同时,加快能源节约型社会建设,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,最终走向“可持续能源转型”。  

《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》白皮书指出,中国能源转型是为了建立安全的、有效的、绿色的、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新体系。

在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愿景下,能源转型更多被视为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的变化,即可再生能源转型。

然而事实上,纵观当前实际,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新体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一是当整个社会能源消费持续增加时,即使可再生能源比例增加,传统化石能源消费量也可能会增加;二是可再生能源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,会加大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,助推化石能源消费量的增加,进而间接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;三是化石能源供给相较于可再生能源供给更稳定可靠,不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安全时,化石能源是能源市场中更被偏好的能源种类。

以煤电为例,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容易出现供给间接性缺口,而煤电在热备用状态下能够高效输出,能够用于缓解可再生电力供给的不稳定性,二者并不完全是替代的关系。

因此,不能只看到可再生能源积极的一面,而忽略了可再生能源转型过程中一切不利于“可持续发展”的潜在负面影响。在经济增速减缓、能源安全面临挑战、二氧化碳排放持续增加的宏观背景下,可再生能源转型走向可持续能源转型是第三次能源革命的必经之路。

因此,我们建议:

(一)避免单一追求可再生能源数量

能源的使用程度最终还是由消费者个人的行为所决定,人类约90%的时间是待在室内的,如何引导个人“门里面”的能源消费行为向低碳化发展至关重要。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同时,加快能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,践行绿色生活方式,通过家庭用能及其绿色购买倒逼企业节能生产的潜力。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,已经使定制化用能信息的实施逐渐成为可能,如平均家庭用电、对比用电等信息的家庭用电反馈、引导和干预。在实践中从消费行为的“微”特征挖掘节能减排的“宏”潜力,填补技术和市场节能的“行为楔子”,助推亲环境行为。

注重誉为“第五种能源”的能源效率提升,可以实现减少投入、降低能源外部性、确保能源安全的多赢目标。从全球来看,要控制全球气温增加2摄氏度的目标,终端能源效率提高所做的贡献预期可达到42%,而可再生能源、碳捕捉和储存分别为21%和14%,即使在没有新技术出现情景下,能效政策的推进也可以减少全球40%的碳排放(iea,2018)。特别是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能效提高空间还很大,因此要尽可能减少“能效缺口”,实现能效水平的零差距。从政策层面,要实行广泛严格的能效标准,发挥行业协会在能效提高中的作用。如能效标识作为节能指标通过信息传递的方式,可以为消费者购买能源产品提供决策,进而推动高能效产品的消费及其生产。

推进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的清洁化利用,从产量、技术层面来看,煤炭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我国的基础能源,在提高用煤效率的同时,发展煤的高效清洁利用和转化技术,通过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来加快清洁化进程。

(二)推动可再生能源生态补偿机制和用能权交易市场的纵深发展

以低碳化发展为目标,将碳达峰、碳中和实施路径和时间表落实到地方,重点部署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的阶段性目标。在碳排放权交易领域,探索生态补偿机制,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,引导社会投资者积极参与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,建立建成市场化、多元化和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生态补偿机制。

继续发挥市场作用,健全用能权交易市场机制。为了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“双控”目标任务,我国已率先在浙江、河南、四川和福建四个省份开展了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,包括增量交易、存量交易和租赁交易。

如浙江在2016—2019年间,累计腾出用能空间约600万吨标准煤,自试点开始至2020年6月已累计实施交易项目652个,重点保障数字经济、高质量产业项目用能,有效推进了产业转型升级。福建省2020年试点企业增至107家,实盘交易范围计划扩大至5个行业。

目前,用能权交易缺乏可借鉴的国际成熟经验,用能权指标总量的确定、用能权指标的分配、参与主体的行为、用能权交易的潜在收益等科学问题还需要解决,交易体系、交易程序、交易规则和监管办法还要进一步完善,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还要调动。

因此,我国应尝试从四个试点省份形成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改革经验,扩大用能权交易的地区、行业和企业的涵盖范围。以淘汰落后产能和压减过剩产能,有偿出让用能权,节约更多用能空间,推动能源要素的有效流动和集聚,促进能源要素高效配置。

(三)可持续能源转型要服务于经济增长

能源转型与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的“孪生兄弟”,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,地方政府应聚焦于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,积极推进现代经济体系和新能源系统智能高效融合运行。如强化智能电网稳定性,打造新型多元化综合能源服务模式,形成多能互补、绿色低碳、智能覆盖的能源发展新局面,以新能源技术创新、新能源政策、能源市场化改革为抓手,培育可再生能源发展的“乘数因子”,实现能源转型由量到质的跨越。

在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,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内外部挑战,能源行业需要用一份优异的成绩单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增长注入活力。随着光伏、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规模的持续扩大,化石能源未来有望被可再生能源深度替代,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因此,地方政府和能源行业应该致力于弱化对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,坚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和传统化石能源清洁利用“两条腿”走路,做好可再生能源的“加法”和传统能源的“减法”。

要抓牢后疫情时代电力需求出现的供求短期缺口,加速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“电力新基建”体系,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市场机制,助推新能源产业由“补贴市场”全面过渡为“竞争市场”,充分挖掘分布式能源的应用潜力,助力于可持续能源转型更高质量服务于经济增长。

总体来看,在“十四五”期间,要以“四个革命、一个合作”的国家能源战略为指引,以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为导向,继续推动可再生能源的高质量发展,推进“可再生能源转型”走向“可持续能源转型”。

(作者:查冬兰,供职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)

(责任编辑:综合保障部 王林琳)